近年来,随着互联网和移动终端的发展,特别是智能手机的普及,网络语言逐渐迎来了发展的高潮,并对汉语本身形成了一定的冲击和影响,出现了诸如“打call”“童鞋”等新词语。这些新兴缩略词、混合词、字母词、谐音词等,不仅在网络上大受欢迎,也“走俏”于生活的各种场景中。那么,应该如何看待这些新兴词语,是否需要对它们进行一定的规范,本期,我们约请了四位学者就以上问题进行探讨,以飨读者。
谐音是新词产生的重要手段之一,特别在新媒体手段的助推下,谐音词的数量与日俱增,《人民日报》中也出现过谐音词“神马(什么)”(海外版2010年12月29日),但对于控制规范谐音词的呼声也一直没有停歇过。2007年,北京市就出台了相关规定,禁止在广告中出现如“百衣百顺、食全食美”这种谐音成语;2010年,上海高考阅卷中心组特地通过媒体向考生发出提醒,称诸如“神马、有木有”这样的谐音词不能进入高考作文,否则将会以错别字论处。
“谐音”就是“字词的声韵相同或相近”,也有人认为谐音“是利用词语的同音或近音关系引发人们联想的一种修辞方式”。陈望道《修辞学发凡》从“音、形、义”的角度归纳过借由谐音达到双关效果的类型。通过同音或近音字来代替本字产生出新词,一般分为三种类型:第一种是以汉字为基础的谐音词,包括普通话词语谐音词如“笔芯(比心)、鸭梨”(压力)等;方言词语谐音词如“蓝瘦(难受)、香菇(想哭)、灰机(飞机)”,以及“酱紫(这样子)、你造吗(你知道吗)”等;第二种是以英语为基础的谐音词,如“3Q(Thank you谢谢)、CU(see you再见)、粉丝(fans)、血拼(shopping)”等;第三种是利用数字谐音构成的新词,如“520(我爱你)、1314(一生一世)”等。
谐音词的构词机制根据已有的谐音成词效果来看,主要有两种情况:一是表达“无意之义”,二是追求“有意之义”。“无意之义”的发生是由于键盘输入过程中的“误操作”或方音干扰,所以“同学”成了“童鞋”、“妹妹”成了“美眉”,“喜欢”成了“稀饭”。“有意之义”则是刻意借助同音或近音字替换语素达到改变词义的效果,因此有了“夏不为利(下不为例)”的促销宣传口号和“随心所浴(随心所欲)”的产品广告,以及像“研究僧(研究生)、程序猿(程序员)”之类的称呼。这些谐音词无论是“有意”还是“无意”的效果,都被新兴媒体放大、固化,从而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,也引起了人们的担忧。这种在语言表达上刻意“求新求异”的做法打破了语言符号系统中“能指”与“所指”之间的“约定俗成”的对应关系,并借由文字这一载体,进一步模糊了语言符号的“形式”和“意义”间的对应,造成了语言使用的混乱现象,所以也才有了相继出台的约束谐音词泛滥的规定。
我们要看到,谐音词勃兴有一定必然性。第一,从外部条件看,在新兴传播方式的推动下,语言工具的变化带来语言书写方式的改变,键盘成为书写的主要工具,使数字、字母和汉字(拼音)之间的切换变得更为便捷,从而带动了谐音构词方式的迅速发展。第二,在内部成因上,谐音词有一定的理据基础,特别是那些追求“有意之义”的谐音词在表达效果上更精准更有效,并增加了表达的趣味性。第三,从使用者的表达意愿上,人们也更倾向于个性的彰显,愿意通过求新求变来凸显自己在语言使用上的标新立异,谐音词恰恰充分满足了个体在言语输出方面的个性化追求,或戏谑,或机智,或狡黠。
所谓“去恶留好曰淘漉”(清桂馥《札朴·杂言》),谐音词的存留其实也是一个“淘漉”过程,“恶”与“好”的区别在于是否符合语言事实和规范。一方面从语言传播角度看,社会大语境是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和基础,媒体的态度就起到了“淘漉”的重要作用。近年来,传统媒体日益受到来自网络语言的冲击,之间界限多有模糊,如何处理是一个两难的命题,是迎合大众的时髦口味,还是坚持规范为根本?另一方面从谐音词大量出现的语言事实看,应在一定限度内承认其合理性和适用性,对此语言工作者要发挥作用。吕叔湘、罗常培两位先生的观点很具代表性,他们在《现代汉语规范问题》中指出:一个词的音改变了,一个词的意义扩大或缩小了,一种新的语法格式排挤旧的语法格式,这类问题时常引起新旧之间的争论。我们应该根据语言发展的内部规律来权衡取舍,不能一味崇尚传统,也不能无选择地欢迎一切新词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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